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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前的美国劳动市场状况 孕育未来的强劲反弹可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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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前的美国劳动市场状况 降孕育着未来的强劲反弹可能

  作者: 戚自科

  [ 随着疫情范围扩大,时间拉长,而且走势扑朔迷离,美国国会两党围绕救济政策展开拉锯,这种原本形成的良好趋势基础什么时候会被消化殆尽,什么时候就是美国出现大规模失业的时候。本周五即将出笼的美国最新非农就业人口数据值得期待。 ]

  美国经济因为长期运行在潜在GDP增长附近,且各种结构比例基本稳定,所以相对成熟和发达。二季度美国经济暴跌32.9%,因为疫情的影响只是暂时的。对于这样的经济系统来说,总量比结构研究更为适用,但究竟是供给还是需求在起主导作用,则要取决于经济运行在经济周期的位置,衰退期,刺激需求更为有效;复苏和繁荣期,扩大潜在供给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更为重要。

  在供给和需求之间起连接作用的则是劳动市场,劳动市场是居民部门获取工资从而形成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力量以及企业部门使用人力从而形成供给的唯一关联利益途径,所以劳动市场历来都是宏观经济的核心,是认识一国经济基本面和宏观波动的关键。

  出乎意料的5~6月就业数据

  最近两个月,美国的就业状况却给全世界经济学家和全球资本市场都造成了非常大的震惊和困扰:因为疫情的关系,众多的经济学家和自动数据处理公司ADP曾大胆预测,5月和6月非农就业人口至少分别减少700万~900万人,但实际上的数据却是就业增加250.9万和增加480万,失业率相应降低至13.3%和11.1%,6月甚至成为了939年有数据以来的最强增长月份。误差的原因基本上是经济学家和ADP根据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进行预测的,而首次申领失业金者往往是之前在首次排队领失业金时因为种种原因而没能如愿的人,所以这个指标有很强的滞后性,据此进行的失业预测远不如谷歌热搜词汇等高频数据有效。

  另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BLS)的声明,由于就业数据是基于6万个家庭的调查问卷,而且受访家庭要回答长达45页的问题,统计人员失误在所难免,其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疫情期间,一些人本应被入户调查员们归类为“暂时遭到解雇而失业”,目前却被错误地归类为“有工作但缺勤”。即使有以上的两种解释,但是劳动市场居然能在疫情居家令没有彻底解除的情况下,在缺乏边际改善(就业减少的人数在以更低的速率变少)的情况下,就直接变成了正向的就业增加,这种反弹还是让很多之前参与预测的经济学家大感意外,困惑不已。

  美国的劳动市场在疫情之前的超级火爆,也就是在没有疫情时劳动市场的强劲需求,也许能解释为什么就业市场能在4月份受其影响出现减少2053.7万就业人口之后,在5~6月份可以如此容易地转为正数。美国2017、2018、2019年的年度失业率分别是4.4%、3.9%、3.7%,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口径,2017年美国自然失业率是4.7%,2018年美国的自然失业率水平是4.6%,2019年是4.5%,所以2017~2019年构成了美国经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连续超长的超低失业率阶段。一般的规律是当失业人数表现为低于此次危机发生前的水平时,说明经济已经进入稳定的繁荣甚至是过热阶段,微观上的劳动合同等保障机制的作用,形成了宏观上的经济惯性,这对后期居家令稍有松动后就业人数的转正提供了根本的保障。

  问题是经济的恢复始自2009年年末,但在危机发生10年后的2017年,失业人数才彻底突破了原来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形成的失业人数的周期底部,并一路推动着就业市场走向低于自然失业率的失业率,那么中间的10年发生了什么呢?

  从分职业划分的2002年至2019年的美国劳动市场失业人数看,从2007年年末,美国劳动市场经历了失业人数大规模攀升的变动,尽管经济增速从2009年末就开始恢复,但实际上就业市场是在两年后的2011年才开始出现失业人数下降的趋势,而且下降很缓慢,一直到2016~2017年之前,各行业的失业人数始终都高于2007年本行业的失业人数。

  这个表现和之前的两个经济周期,也就是从1991年、2001年开始的衰退都有一定的雷同。在1991年以前的若干经济周期中,劳动市场的恢复一般紧跟GDP的增长步伐,在衰退结束后的半年内一定有所好转、失业人数开始下降。但从1991年开始的最近三个周期中,这个恢复期需要的时间越来越长,当经济从NBER(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定义上讲已经开始步入复苏期时,劳动市场分别在17个月、23个月和23个月之后才开始出现失业人数下降的现象;而且,1991年的周期里,开始下降后的失业人数在三年半之后的1996年才达到了衰退之前繁荣时期的水平;而2001年开始的衰退恢复中,失业人数在还没有来得及下降到低于危机前的水平时新的危机和衰退已经发生;此次的危机后劳动市场恢复始自2011年,即由透明的阴影所表示的区域,横跨了2011~2015年的跨度,从2016年开始,失业大规模地下降到危机前的水平。

  美国劳动市场在经济已经开始增长后还需要越来越长的时间才开始出现失业的下降,下降到之前的繁荣水平所需要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太长而变为不可能,这个现象被叫作“无就业增长的经济恢复(jobless recovery)”,是美国经济最近25~30年来的新现象,这个现象在此次经济恢复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把职业分为五大类来看时,我们可以降分析此次经济周期在危机前后各职业分类的失业人数增减状况。在已经恢复到2007年失业绝对人数水平的几个大类行业中,最先恢复的是2015年的自然资源、建筑和维修,其次是2016年的销售和办公行业,再次是同年的制造业、交通物流业。考虑到危机发生后大量被低利率刺激出来的低成本投资蜂拥至页岩油和页岩气行业,从而为数百万美国人创造了就业机会,这个行业在恢复过程中能排序第一也就不难理解。2016年几乎同时恢复的销售办公和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在行业的认知类型中,都属于“例行公事式(routine)行业”,是美国最近30年中就业岗位一直在绝对减少的唯一一个大类,一般认为“例行公事式(routine)行业”岗位减少的原因是全球化的兴起使得许多此类工作机会转移到了海外以及ICT技术的应用普及代替了人力。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提出美国优先计划的核心是就业,针对的主要就是该类别。

  行业认知分类中的其他两个大类分别是:“以非例行公事式的认知(non-routine cognitive)为基础的行业”,管理和执业相关行业就属于这一类,但是它直到现在都依然保持在高于2007年危机之前的失业人数的状态;“以非例行公事式的人工(non-routine manual)为基础的行业”,服务业是这个类型的典型,其在2017年终于下降到2007年的失业人数水平。与“例行公事行业”不同,这两个大类的就业岗位一直稳步地随着经济增长而有所增加。不同认知类型的行业的岗位增长差异,又被叫作“工作机会的极化(job polarization)”。

  在极化中,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细分,会发现管理和执业相关行业中,管理行业、教育培训图书馆行业以及商业和金融这三个细分行业的失业人数迟迟不见下降是该大类行业失业人数居高不下的主因。换句话说,在就业岗位已经连续多年绝对地减少的“例行公事式”大类行业和“以非例行公事式的人工为基础”的行业纷纷消化了因危机而导致的失业人数时,那些显而易见地需要更高教育水平和更高工资的大类和细分行业,却始终没有解决自己的失业规模问题。

  近20~30年来美国劳动市场的重大变化

  说到工资和收入,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早在1939年就曾经根据统计结果,推断过劳动收入份额(labor share)在英国和美国的稳定性。尽管让人吃惊,因为李嘉图时代的经济学家认为这个份额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波动,但是统计显示,不管GDP处于什么绝对水平,也不论经济运行在周期的什么位置上,劳动收入份额的确一直保持了稳定。

  不过,在上世纪后半叶,这个统计上的规律开始垮塌。20世纪60年代后到21世纪初,尽管并不剧烈,但份额稳步下降,从平均64%到平均62%,21世纪初的头十年中,份额出现了剧烈的快速坠落,从62%到57%,并于2011~2014年前后达到史上最低,在56%~57%之间震荡。上述的2011~2015年所有行业的失业人数都下降缓慢和这个史上最低劳动份额阶段刚好相互呼应。2016年开始,随着劳动份额整体上恢复到57%以上,劳动市场随之大规模缓解了失业状况。

  劳动收入份额只要稍有提高,就造成了在美国的整体失业率在随后几年中持续低于自然失业率的状况,以及在高工资的管理行业内的失业人数问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依然无解的情况,说明低收入群体和劳动市场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若即若离、边际相连。只要稍微有点积极的正向力量拉动,这些原本没有工作但仍然寻找工作的人就选择了就业,又往往因为雇主的关系而只能兼职,无法转为专职。很多情况下,这种力量也许就是一种弥漫在市场上的乐观情绪。

  反过来也说明,“无就业增长的经济恢复”绝不是无源之水,当劳动份额达到了史上最低的水平时,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将会大受打击,2010年以来,劳动参与率从66%下降到了2019年的63%,尽管只有还在积极努力寻找就业机会的人才会被算到失业人口中,但是过低的总体收入份额这个看似过于宏观而无法和个人生活相联系的一点点负面因素在个体积极努力面前,哪怕只是转化为市场上的口碑或者情绪,也会使对方最终失去落实的空间和机会。总之,压在劳动市场边界线上的劳动人口众多,是近20~30年来美国劳动市场的重大变化。

  劳动份额就是在蛋糕的分配中劳动力拿走了多少,这个额度直接决定了劳动和资本两种主要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社会形态被定义为何种主义的根本和基础。美国的劳动份额在最近20~30年里的波动和剧烈下降与美国劳动阶层缺少左派代言人以及左派缺少有力的思想武器有直接的关系。

  多元文化主义曾经是左派用来回击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重要武器。但遗憾的是,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逐渐陷入了狭隘的文化平等主义,比如,它宁愿关心已经处于收入分配顶端的硅谷女性高管和好莱坞女星如何进一步提高性别平等的文化权利,也不去关注解决收入最高的1%和最低的1%之间的悬殊差距问题。这种避重就轻弱化了左翼的影响力,渐渐地,左派已经无力面对人们因经济地位不同而衍生出来的利益政治,从而把中下和底层民众的经济利益置于无人代表的尴尬境地。

  1983年,美国工人的工会入会率是20.1%,到了2019年,该比率是10.3%。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中,受益的绝不仅仅是特朗普,现在美国本土的因嫌犯被警察膝盖锁喉而如火如荼的BLM运动,就是孟加拉裔的少年在2017年仅仅凭着申请书上一百遍的“BLACK LIFE MATTERS”就进入了斯坦福大学的故事的延续而已。

  再回到我们的主题上,为什么这次5~6月份的就业恢复会如此之迅速和出人意料,这和2017年以来劳动积极性以及劳动份额正在恢复的大趋势有很大关系。在这个大趋势下,中国和美国贸易摩擦没有能撼动美国劳动市场的走向,但此次的疫情却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外部冲击。美国政府的企业和居民纾困计划因为还比较务实和有效,所以尽管金额不大,但在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就起到了市场所期盼的那点儿边际正向力量的作用,从而使得就业数据出人意料地向好。

  短期内,尽管疫情有所恶化,但只要这种政策力度得以维持,杠杆效应依托着原本的趋势就依然存在,美国劳动市场有望迅速反弹。但是,随着疫情范围扩大,时间拉长,而且走势扑朔迷离,美国国会两党围绕救济政策展开拉锯,这种原本形成的良好趋势基础什么时候会被消化殆尽,什么时候就是美国出现大规模失业的时候。本周五即将出笼的美国最新非农就业人口数据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