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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跨境投资因“疫”而动 项目汇率风险管理成本提升-35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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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 邓宁 白真宇 董小萌 曲彤 王福俭 〖中国信保资信评估中心〗

  来源 |《中国外汇》2020年第9期

  要点

  疫情将在政治、经济金融和产业等方面,深刻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包括资本输出国及东道国在内的的全球跨境投资活动。对此,企业应重新进行全面评估,做好应急预案,积极应对由疫情带来的各类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全球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各国出台的应对疫情的各类管控措施,则使跨境投资活动受到了明显的抑制或推延,投资效率大幅下挫、投资规模显著收缩。2020年3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最新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趋势监测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传播,将对全球FDI流动产生负面影响。根据报告测算,由于新冠疫情发展对全球跨境投资影响的不确定性,全球跨境投资流量将出现30%—40%的下降。疫情对资本输出国及东道国在政治、经济金融和产业等方面的影响,将深刻影响未来一段时间的全球跨境投资活动。本文将从政治、经济、产业三个层面对疫情下全球跨境投资受到的影响展开分析,研判全球跨境投资的发展趋势,供企业和相关方参考。

  政治因素影响跨境投资长期布局

  政治风险对全球跨境投资的潜在影响较为突出。随着疫情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部分国家政府稳定性受到冲击,跨境投资政策的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疫情冲击下新兴市场的社会稳定性一般较发达国家更弱,而过去几年全球跨境投资在部分新兴市场较为活跃,全球跨境投资活动也将因此而受到更大冲击。此外,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对隔离措施的强化,可能进一步被激化国际矛盾,后续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的走势值得观察。未来,全球跨境投资可能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

  短期看,政治因素主要通过影响海外项目的推动进程,进而影响全球跨境投资流量。受疫情冲击,东道国政策的不稳定性及各国采取的临时管控措施,使投资者与东道国相关的各类投资活动,包括商务考察和谈判、融资协议签署、融资条件完成等延迟。这些将导致新投资计划短期内面临调整。对于处在筹备和谈判阶段的绿地项目、并购项目等,受疫情下的政策变动影响,可能出现短期停滞、投资策略调整,甚至投资计划中止、资本撤退等现象。对于已经在建设期和经营期的项目,边境封闭、清关延迟等政策,将拖累海外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增加投资项目的考察成本以及项目的沉没成本。

  中长期看,政府违约风险的上升将直接打压投资方的投资意愿。一方面,部分东道国政府还款能力受其经济放缓和财政收支困难而下降,政府及相关实体的违约风险上升,以主权债务为担保的海外投资项目将面临较大的违约风险,同时也会导致主权类350美元项目投资的减少(例如,当地时间2020年4月19日,阿根廷财长古斯曼接受采访时承认,受疫情影响,阿根廷政府已经处于“事实违约”阶段)。另一方面,部分国家出于对疫情长期性和预期性防范,采取的限制措施或会超过必要、合理的范围,导致海外投资间接征收风险上升,全球海外投资的隐性成本增加。政府项目违约或征收事件一旦出现,不仅会打击投资者对东道国的信心,也将长期影响该国对投资的吸引力,甚至引发资金外逃。

  为了应对政治风险,投资相关主体首先要在投资前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政治倾向以及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尽量以更大比例引入东道国资本,依靠合作方的背景,处理好与东道国政府的关系。在遇到问题时,应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和我国驻东道国使领馆的沟通,积极协调项目各方。其次,要关注东道国疫情下的潜在社会风险及相关政策变动情况,做好政府一旦出台疫情相关管制政策的预案,提前对项目所需的人员、设备等资源做出妥当安排;同时,在项目收益测算时,要充分考虑政治风险,密切关注东道国主权评级、偿债能力等变动的信息,通过情景模拟和压力测试,为项目留出利润空间。如有必要,可以考虑购买海外投资保险,转移相关政治风险,以将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经济金融不确定性抬升跨境投资整体成本

  疫情引发全球需求端和供给侧同步收缩,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压力。这将显著影响未来全球跨境投资的变化。受疫情影响,主要跨境投资国家的生产活动放缓或停滞,投资者将对实体经济走势和未来资产价格进行重新评估,进而调整投资策略,给全球跨境投资在流量和结构方面带来不利影响。

  从流量来看,一方面,经济衰退的压力将推升跨境投资项目的融资成本,抑制全球投资流量。随着美欧股市和国际石油价格的连续暴跌,市场普遍忧虑新冠疫情可能导致企业违约率的攀升和信贷评级的下调。根据历史经验,当经济基本面出现明显恶化时,即使央行降息,企业融资成本仍可能不降反升,使其偿债压力增大。受资产负债表压力的影响,银行等各大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上升,海外项目融资环境和融资成本将受到影响。项目融资的压力将挤压项目盈利的空间,进一步抑制全球投资流量。

  另一方面,疫情之下汇率走势的不确定性,则会提高投资项目的汇率风险管理成本,进而打压投资者的跨境投资意愿。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加速蔓延,欧美股市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频繁波动不断打击市场信心,境内外市场恐慌和避险情绪进一步上升,资金涌入美元、美债为代表的避险资产,推升美元指数。而同时,美联储3月以来的两次降息和无限量量化宽松计划,又将使美元指数承压下行。多重因素作用下,汇率走势极具不确定性,使得全球海外投资项目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敞口。为规避汇率风险,各国投资者可能寻求使用本币进行项目投融资,从而增加项目谈判的成本,并对投资项目落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对于在建或运营项目,投资者可能提前进行结汇售汇,或者在远期外汇市场进行套期等对冲操作,这又将增加投资项目的风险转移和规避成本,进一步影响投资收益的持续性和收益再投资。

  从结构来看,受影响较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将更多发生在新兴市场以及依赖全球价值链核心国家和地区提供生产要素的项目中。目前,全球经济前景不明朗,金融市场频繁波动,避险需求催升避险资产价格,新兴市场可能面临资本外流的风险,导致外国投资存量相应下降。

  另外,疫情下生产活动放缓或停滞引发的供应链中断以及需求冲击造成的影响,通过全球价值链的传导影响到现存投资项目。在此次受疫情影响较严重的国家中不乏在全球价值链里具有重要地位的经济体。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到干扰,部分依赖其原材料和设备供应的海外项目或出现生产成本上涨、生产脱节等情况。而短期内如果调整供应商则会给项目增加额外成本,进而对已有项目建设和运营造成不利影响。

  为应对经济金融风险,投资主体应重新评估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应将由疫情带来的融资成本上升、原材料成本上升、汇率和利率波动等因素纳入评估,充分考虑经济金融不确定性上升对项目收益的影响。对于面临大宗商品敞口和外汇敞口的项目,应合理利用金融工具对冲相关风险。

  产业环境变化压缩跨境投资收益空间

  除了各国政治环境和全球经济等宏观层面的影响,在更微观的生产环节,疫情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跨境投资的产业环境。

  一方面,疫情从项目所在地的供需两端影响行业投资收益,进而影响外商收益的再投资。

  从供给端来看,生产活动短期内明显减少,会增加产品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项目的投资收益。因疫情而停产、减产期间,生产活动虽然停滞或放缓,但厂房、生产线等固定资产仍需计提折旧,产量收缩增加了产品的单位成本,其负面影响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更为明显。而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其不仅要在生产不足的情况下承担支付人力薪酬的压力,还会因人力不足而进一步影响生产进度,推升产品的单位成本,形成负面循环。

  从需求端来看,疫情导致消费需求下滑,会压缩产品的利润空间,进而影响其以收益进行再投资的意愿。除去医药、游戏、云计算等需求在疫情期间得到扩张的部分行业,大多数行业的需求因非常时期的各项限制措施而降低。其中,交通运输、餐饮旅游等行业的短期需求下滑尤为严重。此外,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放缓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速度,降低了消费者采购信心和需求,使得产品销售承受了较大压力。对于同时受生产压缩和需求降低影响的行业,其盈利空间将进一步压缩。

  另一方面,将分析视角从项目所在地适当延伸,不难发现疫情将通过全球供应链影响跨境投资的前景。疫情的全球传递打破了现行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转,主要表现为上游原材料供给困难、下游需求持续走跌,以及跨国物流受阻而带来的上下游传导链条不畅。不过,全球供应链虽在短期内会遭受巨大冲击,但长期看,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影响有限。

  短期来看,疫情冲击将促使跨国公司考虑减少投资规模并调整投资布局。在存量上,作为全球投资趋势的晴雨表,全球100大跨国企业已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业务受到冲击,并有超过40%发布了利润预警。较低的利润预期将减少作为FDI重要组成部分的收益再投资(见附图),进而影响全球投资存量。在结构上,跨国公司将会评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并相应调整投资布局以分散风险,使疫情蔓延对其业绩的影响最小化,将影响短期全球投资流量方向和结构。

  长期来看,短期投资减缓和结构调整对跨国公司长期建立起来的全球组织架构和供应链产业布局影响有限。跨国企业在重新考虑供应链战略时,需要对产品质量和价格、物流和供应的可靠性、不同生产环节的专门化分工等多重因素进行权衡。在大多数情况下,重组的供应链在价格竞争力和可获得性方面往往不及现有供应链,甚至缺少足够的生产能力和供给弹性,短期内将对运营和盈利造成下行拖累。在疫情发展已经对全球跨国巨头全年营业额造成打击的情况下,短期大幅调整供应链的做法很有可能弊大于利。苹果公司前200家供应商中有四分之三在中国设有制造厂,受疫情导致停工的影响严重;但3月初,苹果公司仍然决定在中国生产其高端iphone11系列手机,放弃了将供应基地改为印度的计划,或也考虑了上述原因。